我生于1958年，1965年上小学，第二年便是“文革”爆发。当时，地处偏僻的农村，课还是上的。我从小学到初中，除了经常要以“学农”的名义帮生产队干活以外，基本上还是按课本上课。

      识得几个字，就有了阅读的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是如饥似渴。然而，我家世代贫寒，家中就没有什么是带字的，除了糊在墙上的报纸。没书读怎么办呢？我打听到邻村有一户人家，家里收藏着好多连环画——我们那时都叫小人书，因此想方设法取得了人家的信任，每有空闲，便跑到人家去看小人书。那些小人书不仅有《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还有《智取威虎山》《王二小放牛》《邱少云》《小兵张嘎》等等，所以我的阅读，还得说是从看小人书开始的。

      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小人书已经满足不了我了，因此开始了看“大书”的冒险。那时所谓的“大书”，是相对于小人书而言的，主要是指古典和现当代的长篇小说。我家自然是没有“大书”的，所看的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哥哥借别人的。大我3岁的哥哥此时已经上了初中，经常会拿回来同学的“大书”，这个时候就便宜了我，我会和他抢着看，并且往往会比他先看完。另外就是我自己找别人借。打听到谁家有“大书”，我就会经常往人家跑，软磨硬泡，直到把书借到手为止。有时为了借到一本好书，还要帮人家做一点事情。有一年，我打听到附近村子里有一家人，家里有《红楼梦》，并且轻易不外借。我窥测了好久，最后，是帮人家打了一天的茬子（玉米的根部，秋收后留在地里，第二年春天用二齿钩子敲出来，用来烧火煮饭），才如愿借到手。以这种方式，到初中毕业，竟然也读了不少的书，比如古典四大名著基本是这时候初次读到的，其他的还有古代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小五义》《儒林外史》，现代的《子夜》《家》《春》《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苦菜花》《迎春花》等等；很难得的，偶尔还有外国文学的翻译本，但多是苏联的，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茹尔宾一家人》；最奇特的，竟然还有《伊加利亚旅行记》，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那个时候不知道选择，也没的选择，能找到一本书，就是天大的好事，就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啃完。

      在那个知识饥渴的年代，农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可以看十几遍；一个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演出就可以轰动十里八村；有一年县剧团在附近公社（相当于今天的镇）演出京剧《红灯记》，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竟然跑了20多里地、翻过两座大山，以便看看真人版的李铁梅！这样的年代，有一本“大书”看看，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对于当时的阅读，我也有很大的缺憾。一是没有字典，很多字就是读半边，有些不认识的字也就顺着读过去了，基本意思明白就算是读过了。这种读书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不少“定时炸弹”，许多的字，似曾相识，不求甚解，即使意思是明白的，但到今天还会读错。第二个不足是由于处于穷乡僻壤，在早期的阅读中只能读到些小说之类，基本没有接触到古代经典。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人借给我一套《纲鉴易知录》，但以我当时的水平，这书是无论如何也读不进去的，因此很快就还给了人家。不过这个书名我倒是记得很牢，大学毕业后，有钱买书了，很快就自己买了一套，浏览了一遍。第三是读书基本上都是看热闹。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好，《红楼梦》其实初次接触时大部分是不懂的，因此以后又回过头来读了很多次。

      今天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好书太少了，阅读条件太差了！当时基本上是碰上什么就读什么，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系统，并且所读的书被人翻得次数太多，书前书后掉页、破损是常事，前言后记能保存下来就算好的了，有些书往往是在关键时刻，后面却没有了，那时的心情可真是提不起放不下啊。

      回想此事，已是50年过去。今天当然完全不同了。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出版社由不到百家增加到500余家，新书品种也越来越多，去年的新书出版已达20多万种。如今的阅读条件也非昔日可比。“全民阅读”连续多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事情。遍布城乡的图书馆、书店、书屋，加上电子阅读的普及，使阅读成为随时可做的事情。我不仅考察过北京各区的图书馆，也考察过不少偏僻地区的中小学图书馆和农家书屋，那里的图书品种之丰富、阅读条件之完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读书应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选择。这里的关键是，要读好书、精品书、经典书，争取做到开卷有益，让图书帮助你成长，而非如我当年那样，饥不择食，不管什么书，拿过来就读。

（作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翟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