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被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颇被世人认同，这是一个长国人信心的标志性说法。当然，能否为今后的历史学家所公认并载入史册还有待时日检验，但其毕竟发自国际口碑，可触可及，是实实在在的真事儿。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信息时代可以认为万物皆媒介。就拿“新四大发明”中的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来讲，它们都含有媒介的功能，都直接与互联网的双向与多向传播息息相关。余下的一项高铁实际上也是依赖互联网运行的。如果没有互联网的高效与实时的信息沟通，“新四大发明”无以存世。

互联网背后的使用者，以什么支撑着“新四大发明”的运行呢？笔者认为，除了基于技术之外，还基于网络传播所依托的沟通理念与伦理素养。有了这些理念与素养的支撑，“新四大发明”才有了合适的发展环境，也获得了运行的底线保障。

虚拟性是“新四大发明”的一个特征。不同于历史上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和造纸术这些基于实物的发明，“新四大发明”靠着信用与伦理维系其间，如果这些似虚却实的东西一旦崩塌，那么它的实体功能也就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人士对我国“新四大发明”的肯定，也是对我国的社会信用与伦理水平的认可。

据《人民日报》6月6日一篇文章中说，哈佛大学的“中国古典伦理和政治理论”课人气指数，位列全校数千门本科课的前三位，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关注热度。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基于的社会土壤，离不开古典伦理，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信念为庙堂与江湖之共识。那么，在“新四大发明”产生之际，古典的伦理还在延续，而新的伦理尚未被认为已然成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新时代的伦理必然要与新的技术物质环境相匹配，不能设想离开精神的物质或者离开物质的精神可以单兵独进以至长存。

媒介即信息，这句话的深刻之处今天更显其甚。当后人看到共享单车时，就知道它就是一种富含了这个时代的技术和人与人关系的信息承载物，它的存在以无言胜有言。

这么来看的话，高铁网购倒票、支付宝失信、共享单车毁损、网购售假等问题，就不再是个别的商务问题，实际上也是“新四大发明”能否延续的社会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