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中文古籍分馆原馆长何大伟的中国缘

“当我第一次见到汉字的时候，觉得它太美了！”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汉字时的感受，牛津大学中文古籍分馆博德利图书馆原馆长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眼中仍然闪烁着兴奋之情。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他与中国文化、中国古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如一日沉浸其中，不停地收集、整理、修复、出版、推广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希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不只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全世界都能得到重新认识和珍视。

博德利图书馆原馆长何大伟

近日，何大伟再次来到北京。这大概是他第十次来华访问。本次中国之行，他的主要任务是与中方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洽谈出版古籍《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事宜。这两本书是博德利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世上仅存的孤本，极其珍贵，不仅记载了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情况，而且记录了钓鱼岛、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南海的水文和气象特点等，证明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

博德利图书馆珍藏的《顺风相送》一书封面

《顺风相送》有望“原汁原味”出版

采访中，何大伟用繁体汉字郑重地在纸上写下《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本书的书名。他特别指出，《顺风相送》独特的价值在于，它是目前所知第一本提及钓鱼岛的书，记录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到琉球群岛，以及到东南亚各地区的航海路线，记录了中国古代商人遍布东南亚的足迹。该书成书年代大概是16世纪的明朝，虽然当时朝廷实行海禁，但是很多商人还是偷偷出海到其他国家做生意，《顺风相送》就是商人们用的“航海指南”、工具书，里面记载了大量的航海技术。书上没有标明作者，何大伟猜测，作者应该是做贸易的商人，或者是航海的船长、船员。明朝时期，像《顺风相送》这样有关航海的书籍是非法出版物，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得以流传。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做贸易，收集到该书并带回欧洲，后来几经周转，被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

上世纪30年代，受北平图书馆派遣，中国学者向达前往牛津大学帮助整理中文文献，发现了《顺风相送》抄本。该书经向达转抄并校注，于1961年以《两种海道针经》的名义由中华书局出版。今年4月伦敦书展期间，何大伟郑重向参加书展的中国出版集团代表团推荐，建议将该书在中国重新出版，得到中方的高度重视。

据中华书局基础图书分社社长王军介绍，与之前出版的经向达转抄整理的版本不同，他们本次准备将《顺风相送》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给有志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提供最准确、最原始的版本，也是让这本极其珍贵的古籍“回家”。

为海外中文古籍建目录

何大伟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出生于1949年，一个西方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年代。上小学时，有一天一位小姑娘拿给他一份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从未见过中国文字的他，被这种神秘的字符深深吸引。1968年，何大伟考入英国著名的杜伦大学，选择了中文专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一做就是40年。何大伟平时最大的兴趣就是收集中国古籍，给图书馆里珍藏的大量中国古籍做分类目录。

目前，博德利图书馆共收藏有5万种与中国有关的图书，其中两万种是中文善本。何大伟说：“早在17世纪的时候，牛津大学图书馆里就珍藏了很多中国古籍，可是这些古籍‘沉睡’了200年，没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书，没有人可以读懂它们。”何大伟是第一个系统整理这些中国古籍的人，为这些珍贵的书籍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他花费多年时间建立的数字化中文古籍搜索目录便捷、全面、专业，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西人著书六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又分为很多小类，比如史部下面分为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等，输入书名，相关信息立刻就呈现出来。

如今，何大伟所做的整理工作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在中国政府支持下，致力于搜寻、发现、整理出版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中国古籍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出版项目启动，承担具体工作的中华书局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等十余家海外图书馆签订了合同，希望中外携手摸清海外中文古籍家底。何大伟此次来中国，也是与中华书局方面洽谈相关业务，准备让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参与其中，共同整理、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越来越受重视”

收集整理中国古籍，不仅需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历史，还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印刷术、装订等方面的技术问题。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要学习这些知识都颇为困难，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然而，何大伟凭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热忱，克服了重重困难。

由于很多珍贵史料年代久远，破损严重，整理古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修复。然而，由于中西方书籍的装订、形式都不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牛津大学图书馆里的技术人员并不善于修复中国书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何大伟找到了《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如获至宝。但无奈的是，这本书形式简单，没有配图，只靠阅读并不能真正掌握技术。于是，在1987年何大伟第一次来到中国，找到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有关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和指点下，何大伟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这次中国之行，解决了修复古籍的大难题。

谈到这些年来整理中国古籍的心得，何大伟说，收集古籍的工作其实是有些孤独的。他说，在杜伦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整个系只有五个学生，更早之前甚至只有一到两个人。在20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知之甚少，那时的中国文化研究还是“冷门”学科。这样的文化环境也让这个痴迷于中国文字和文化的英国人看起来像个“怪人”，甚至他的家人和孩子都不明白他对研究古籍为什么如此执着。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日益明显的变化。何大伟介绍说，现在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很多院系都设置了中国研究院，“中国文化越来越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