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媒体都加入到做公益的行列，很多媒体人也开始投身做公益事业，甚至他们从记录者、见证者，变身为公益项目的发起者与推动者。例如，由媒体和媒体人发起的“张刚大篷车”“女童保护”“筑梦新乡村”“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都是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公益活动。

不过几年下来，有些媒体还依然在做公益的路上坚守，而有些媒体却已经慢慢退出，很多原本办得有声有色的媒体公益周刊也都相继停刊。近日，记者先后采访了一些依然不改初心、坚持做公益的媒体人，同时也采访了一些不再做公益的媒体人，共同探讨了媒体公益今后该如何发展。通过采访记者发现，无论是正在做的，还是已经不再做的，大家对待做公益的态度都是肯定的，都认为那是一种社会责任，但面对现实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又都感到些许无奈和无力，除了坚持不懈地勇敢前行，他们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和付出，毕竟要想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温暖、更和谐、更美好，只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中来才能事半功倍。

在公益中发现更好的自己

记得曾经看过一位老公益人写的感受：做公益的意义在于发现自己，行动了才知道，要做的还太多。他说得很朴实，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凡是从事公益报道的记者，都觉得做公益是一件收获良多且很快乐的事情。“如果不从经营角度看，其实媒体人做公益还是很开心的，因为采访对象本身也帮助了我们，所以说做公益最大的好处就是分享快乐。”《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申志民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齐鲁晚报》的媒体公益品牌“张刚大篷车”从2010年启动至今已经5年了，他们从事公益报道的记者，有些是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有些是毕业后直接加入到这个部门的，这些记者自从参加了公益报道后感悟很多。“最初加入到‘张刚大篷车’的时候，我还保留着在采访部的一些习惯，做工作喜欢单干。后来，在不断地做公益活动的经历中我才明白，所有的公益活动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部门整体的协作、同事间的团结。当我看到同事们为了陌生人奔走忙碌，而我在些许疲惫中感到一丝安慰时，忽然发现公益活动才是我今后事业的方向。”《齐鲁晚报》记者王红星说道。而他的同事肖龙凤在回忆第一次做公益时也是感受颇多：“我最早接触公益活动应该是在2012年冬天，参与了‘张刚大篷车’第一届‘新年新衣’活动，就是给西部山区孩子募捐过年的新棉衣。那一次有不少事情让我特别感动，比如年过九旬的老人送来2000元钱，还有一帮热情的大学生帮助我们从头至尾接收衣服，总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公益力量的不可思议。”

云南《春城晚报》一直致力于做一张有温度的报纸，除了常规的时政、社会、文体、经济等新闻，也会不定期地做一些公益类报道，来推动一些公益行动。黄兴能是《春城晚报》的记者，他参与实施的“春暖圆梦”基金，就是一个针对当地贫困家庭孩子实施救助的公益活动，例如烧烫伤儿童救助、留守儿童救助、特殊病救助等。和其他基金合作的有“免费午餐”“大病医保”“E农计划”“利群阳光助学计划”等。“我们报社虽然没有专门的公益周刊，但是一直以来都坚持力推公益活动，不为名利，只求尽量帮助弱小、扶危济困。我真的希望可以一直用心、诚恳、脚踏实地地做下去。”黄兴能坚定地对记者说。

不要因为误解让人心寒

别说媒体人，其实任何人在做好事的时候，最不愿意经历的就是被人误解，而现在因为社会上一些慈善机构出现的问题，让很多人对公益有了抵触情绪，这让不少从事公益活动的媒体人感到难过。

“其实被误解不可怕，可怕的是公益活动费力不讨好。我希望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纵然现在社会公益组织机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我觉得还是不能对这些公益机构丧失信心，因此需要更多的人用一颗包容的心去理解这些机构。”《齐鲁晚报》记者许建立坦言。

谈到误解，做了多年公益的黄兴能可是很有发言权，他说：“做公益哪有不被误解的，我只希望更多的人在看到公益人做事时，能够不要一味地用无知的眼光去看待，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或者不理智地胡乱指责，因为很多东西你根本无法逐一去解释，只能默默忍受，这会让多少刚刚发展起来的公益活动‘胎死腹中’，又会让多少公益人心寒。”

做公益差钱实在头疼

都说做公益是个砸钱的事，很多媒体办的公益周刊纷纷下马也都是因为没有经济效益造成的。记者在采访某报社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原公益周刊负责人时，他谈道，他们的公益周刊之所以停办主要就是成本问题，现在报社已经转企改制，不可能总赔钱去做公益，报社先要生存，然后才能做其他的事情。

对此，许建立告诉记者，“记得有一次，我去找青岛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的负责人，看看他们能否给‘新年新衣’赞助点钱，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去找人要赞助，也让我感受到公益活动真不好做。我觉得有钱才能让公益做得更好，更具有持续性，在我看来没钱还能把公益做好那就是‘圣人’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理应受到人们的爱戴，但是有时候代价太大，真的超出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

一直致力于“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的《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也认为，很多家媒体公益周刊相继取消，主要原因还是从成本上考虑的，公益周刊不赚钱，没办法给报社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她也提出，公益版面的社会效应其实同样是很好的社会责任的体现。不过，如果能有企业赞助媒体共同去做公益周刊，一起推动一些大型公益活动，其实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对于这一点，黄兴能说：“也不是没钱就一点不可能做公益，这主要看具体是做什么样的公益活动，比如大学校园内的一些学生，他们定期去帮助周围一些贫困孩子，带孩子们玩，教他们学习，这只要心存善念、抽出一点时间就能做到。但是有些公益活动则需要一定的成本，比如送物资到山区，一些必备的活动经费真的是没办法省掉，而这恰恰又是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的。”

不过，记者认为，媒体要想持续做公益，首先，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也就是要加大宣传，广泛呼吁，造出声势；其次，要借助媒体平台，打造出有自己特色的公益品牌，在社会上造成独特的效应；最后，要当好有关政府部门与民间公益组织的桥梁，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这一观点与他的同事张九龙和王红星的看法一致，张九龙表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越来越重视公益事业，这是一种趋势，媒体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探索适合社会发展的公益活动形式。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有热爱公益的心，因此，媒体搞公益是有社会需求的，关键是如何搞，这需要不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