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22日，第32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在南昌举行，这是今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来，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委）首次以此为主题举办的年会。
与会的36家古工委成员单位一致认为，《意见》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弘扬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古籍出版人应抓住机遇，确保“十三五”期间推出一批古籍整理精品力作。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周世敏，江西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东亮，中文传媒总经理傅伟中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出席年会开幕式。
出版规划系统而具特色
记者注意到，各社的“十三五”规划普遍注重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介绍说，社科文献社将依托国家出版规划项目“古代法律辑佚工程”，集中出版一批影印和整理点校本法律古籍精品文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殷梦霞表示，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是该社一个特色，已出版“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等戏曲专题文献14种660册。
相比之下，地方出版社规划多偏重地方特色。江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游道勤说，“十三五”期间江西人民社着力推进“江西名贤文集”编辑出版，除完成《杨万里诗文集》《黄庭坚全集》等外，还将要完成《文天祥全集》等品种的编辑出版工作。
对此，巴蜀书社社长林建、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张存威、广陵书社社长曾学文、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等也表示，反映地方人文资源特色是各自单位“十三五”规划重中之重。
林建以该社策划组织的“巴蜀地方文献抢救整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系列”等系列选题为例认为，四川人文资源丰富，古籍出版大有作为。
是影印还是“深度整理”
走差异化发展之路，给古籍出版带来的是丰富多彩的选题。那么对于众多选题的编辑出版，是影印还是“深度整理”？与会者对此观点各异。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认为，经过“深度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更能提升图书的文献价值和阅读的便利性。何为“深度整理”？他表示须具备四方面：其一，搜罗版本要全面，选择底本要精，校勘要细致简要，辑佚工作要全面准确，去伪存真，让读者借助整理本，能清晰地看到各个版本的异同，进而探讨其中包含的深层次的文学、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其二，书前须有相当研究深度的前言，介绍别集整理研究状况、别集内容、作者生平经历等，使读者了解基本的情况。其三，列出整理凡例，介绍整理所用底本、参校版本以及对前贤校勘成果吸收的情况，说明标点符号的用法，繁简字、通假字、避讳字的处理和校勘问题，以确保整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四，书后附录别集作者的墓志、传记、年谱、交游唱和、历代评论等重要资料，省去学者翻检资料的精力。
赞同古籍整理影印出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齐书深则认为，影印尤其是大型影印项目，做好并不容易。出版社除向收藏机构付底本费，还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他以该社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为例说，里面收录了5000多封晚清重要人物的信札，绝大多数手迹原稿没有公开过。要整理的话，这么大的体量，又涉及不同人物笔迹的辨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等整理者完全整理好再出版，学界看到这些资料会迟很久，不利于学术研究。
线装书局总经理王利明认为，两种形式同等重要，对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采取不同的出版形式。
开发多种形式普及版
本届年会对2016年出版的优秀古籍图书进行评选，除评选出为专业学者研究的优秀古籍读物外，《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等10种图书被评为优秀普及读物。
如何让优秀古籍图书走向普通读者？古籍出版人在交流中分享了一些成功经验。
中华书局的经验是，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据中华书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周清华介绍，中华书局设计的“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区”方案，发布和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推荐书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读本》等都是根据书店、读者需求“量身定制”的。
岳麓书社出版的《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目前已销售近30万套。岳麓书社总编辑曾德明说，近期该社又陆续推出其他与纸质图书相配套的音频、视频产品，也受到读者追捧。
会议为期3天，据记者观察，尽管发展面临的挑战不少，但是古籍出版人均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出版是需要理想与情怀的事业，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是当代古籍整理者和出版者的共同使命。”古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姜小青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