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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
2018-03-27 08:12:09  来源: 腾讯财经

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公元11世纪纸币就在中国宋朝出现了。一般认为,货币体系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从原始的商品货币到黄金铸币,再到纸币这样的名义货币。中国则是从青铜币本位制下直接发育出纸币。

为什么纸币能够在交换关系并不发达的中国宋朝出现?为什么中国能够从青铜币本位制度下直接发育出纸币体系?为什么在遇到战争等需要大规模筹资时,西方主要通过市场发债解决,中国主要通过政府发钞解决?本文将通过对早其中西货币体系的分析比较,说明中国纸币体系特殊的发育和变迁过程。

早期中西货币体系差异:比较与思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是交易媒介。决定货币价值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比如黄金的价值就是由其内在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决定的。因此,早期西方货币理论主要研究在市场交换中商品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中国古代文化认为,货币是皇帝创造的,货币起源于皇帝的圣明,赋予货币以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因此,中国货币理论主要关注为了满足政府需求货币供给的数量问题。正如《价值起源》一书的作者所说:“在青铜币本位制度下,纸币的过早发明和使用,表明中国政府在经济的绝对作用。在中国经济金融变迁中,政府始终发挥着压倒一切的作用,作为法定货币---无论是铜钱还是纸币的价值均由政府决定”。

在西方早期,货币的价值标准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由于黄金具有稀缺性和稳定性,价值高且不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自然属性使得黄金成为货币的价值尺度。除非发现新的金矿,否则货币供给量是无法由政府意志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货币体系基础是贱金属(比如铜和铁),由于贱金属的蕴藏量相对丰富并且易于开采和冶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政府意愿进行生产,因此货币供给量可以由政府意志决定。早在宋朝纸币发明之前,历代皇帝都为铜矿甚至铁矿的稀缺而苦恼。从这个角度看,纸币最早出现在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纸币出现之后,那些不再为铜矿稀缺而苦恼皇帝,肯定无法抵御过度发行纸币的诱惑,从而“毁掉了一种又一种纸币”。

在西方早期,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交换媒介或交易工具,即将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价格。纸币的财政税收功能是在交换媒介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公众对纸币的信心源于其可以兑换硬通货。在中国古代,货币的主要功能是政府支付和财政管理,纸币首先是政府发行的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支付劳役和军需的凭证,交易工具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否能够维护公众对纸币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人们使用纸币纳税。公元12世纪30-90年代,宋朝纸币“钱引”之所以能够长期以低于其面值的30%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一时期的宋朝政府允许百姓用“线引”交税。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早期,政府都曾遇到过为战争或航海等需要大规模筹资的事件。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市场发债解决,中国主要是通过政府发钞解决。为此,债券、股票、期货、期权、基金、年金、公司和交易所等都起源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工具中唯有纸币最早起源于中国。

中国货币起源:铜钱和铁钱

蜀国是中国商品货币的重要发源地。当时蜀国所在的四川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而使其经济相对独立。绵延的高山使四川盆地有幸躲过了八世纪中期的唐朝内乱。在丝绸业、茶业和贸易推动下,蜀国的经济繁荣从唐朝延续到公元10世纪前后。

当时蜀国流通的货币是铜钱,公元950年为了弥补铜钱不足,蜀国开始铸造铁钱,创造了一个铜钱与铁钱同时流通的双货币体系。从理论上讲,铜钱具有单位价值低的特征,是商业活动不发达的见证。可能正是由于商业活动不发达和生产力落后的约束,当铜钱短缺时,替代它的是更便宜的铁钱;当铁钱短缺时,替代它的是更便宜的纸币。也说是说,当宋朝皇帝终于认识到,他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铜钱甚至铁钱来支付劳役和军需时,纸币就出现了。

中国纸币起源:从铜钱到铁钱到“交子”

中国纸币始于宋朝。公元960年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建都开封。公元965年宋朝吞并了蜀国。最初宋朝试图重建以铜钱为基础的、单一的货币体系,但由于保留了四川铁钱,铁钱将铜钱驱逐出了市场。公元979年为了恢复铜钱流通,宋朝要求居民税款的10%必须用铜钱支付,并在随后的10年中每年增加10%。当时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落后,铜钱供给不足,用铜钱征税引起市场恐慌,宋朝不得不放弃在四川地区恢复铜钱流通的设想。

但是,作为交易媒介铁钱存在明显缺陷。铁钱的价值更低,还不及等量铜钱价值的十分之一,用铁钱进行交易,携带和存放的困难成为交易双方的巨大负担。正如《价值起源》一书的作者所说:“一位家庭主妇需要携带1.5镑重的铁钱,才能到集市购买1镑食盐”。为此,从公元990年起,一些商人开始发行自己的私人票据,作为货币使用。这些由私人发行的票据被称作“交子”。最初的交子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出现了为那些携带着沉重铁钱的商人保管现金的商铺,存款人将铁钱或铜钱交付给商铺,商铺将存款数额写在纸上,交给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纸券便是“交子”。随着 “交子”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一些商铺联合起来,形成专营“交子”发行和兑换的商铺联盟,并在各地设立分铺。

从“交子务”、“政府交子”到信用货币

公元1005年,益州(成都)知府张咏进行货币改革。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大铁钱,一个大铁钱等于十个小铁钱或两个小铜钱;二是将私人“交子”发行置于政府管制之下,赋予16家财力充足的商铺联盟以发行“交子”的权利。还规定了“交子”印制的技术标准,包括纸张、尺寸、颜色和格式等。

后来,这些经营“交子”存放和兑换的商铺发现,他们动用商人存入的部分铁钱或铜钱,并不会影响商人的提现。于是,就有人使用商人存款来购买耕地甚至奢侈品,当商人来取款时,商铺没有足够的铁钱或铜钱来兑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元1023年宋朝政府设立益州(成都)“交子务”。“交子务”是宋朝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政府机构,被授予独家发行“交子”的权利。宋朝政府还规定了“交子”的到期时间,即“交子”流通两年之后必须由其发行者赎回并收取3%的佣金。

公元1024年宋朝开始正式发行“政府交子”,数量为1,880,000贯,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均为1,256,340贯。当时,“政府交子”深受人们欢迎,尤其是那些从事跨地区贸易和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交子”是溢价交易的。

在纸币发明过程中,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唐朝之前麻纤维是造纸的主要原材料,唐朝初年中国发明了印刷术,新的印刷术对纸张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桑树皮逐渐取代了麻纤维,成为制造高级纸张的主要原材料。宋朝初年,四川地区的印刷技术和纸张质量已经达到了印制货币的技术标准。后来,“交子务”便开始用桑皮纸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政府交子”,逐渐使得“政府交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基本特征,成为真正的纸币。

“交引”、“钱引”与“榷货务”

“交子”作为交易媒介,为商业活动提供方便,更为重要的是,“交子”还作为支付工具在财政管理中发挥作用。与其他朝代一样,宋朝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是主要用于边境防御和战争。公元1040年宋朝与西夏党项战争爆发,宋朝政府动员了100多万人投入战争。由于宋朝北方边境距离首都开封路途遥远、高山林立,如何供应北方边境成了宋朝的首要任务。为了鼓励商人们为边境前线提供谷物、草料和衣物等军需物资,宋朝政府用期票对商人进行支付,当时的期票叫“交引”。“交引”可以在开封“榷货务”兑换成铜钱。是宋朝的市场交易管理机构,拥有管理政府专卖商品,并为专卖商品发行“便钱”、期票和代金券的特权。

“榷货务”不仅发行“交引”,还发行食盐、烟和其他商品的代金券。后来,宋朝建立了这些票据的二级市场,允许获得官方许可的商铺进行票据交易。公元11世纪40年代,大约有100多家商铺获得此权利。起初,“交引”没有固定币值,作为发行者的商铺只是在纸券上标明价值,再加上个人印章即可。后来宋朝政府发行了拥有价值标准的“交引”。公元1029年“交引”的发行权被集中到“榷货务”。

公元1073-1084年,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但在四川地区,宋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不是铸造更多的铁钱,而是同时发行两期 “政府交子”。按规定“政府交子”可以兑换铁钱和铜钱等硬通货,但是,每当旧票据期满时,“政府交子”的发行者就会用新票据赎回而不是用铜钱赎回。随着流通中“政府交子”数量增加,人们对“政府交子”的可兑换性产生了怀疑。公元1107年,“政府交子”跌至面值的10%以下,宋朝决定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钱引”来取代“政府交子”。“钱引”是由“榷货务”发行的期票,不过,“钱引”发行还不到一年就被取消了,宋朝政府又用“四川钱引”替代了“钱引”。

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正式发行“四川钱引”,并以1:4的比率兑换“政府交子”。“四川钱引”很快也跌破面值。宋朝政府宣布,已发行的“四川钱引”不能赎回,并结束了同时发行两期“政府交子”的做法,“政府交子”的到期时间也由过去的两年延长到了三年。实际上,当宋朝宣布流通中的“政府交子”和“钱引”作废时,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危机动摇了宋朝政权。

公元1127年北宋战败逃亡,临时建都杭州。南宋时期,拥有发钞权的四川财政监督通过发行更多的“四川钱引”来应对急剧增加的军事开支。公元12世纪30-90年代,“四川钱引”只能按其面值的30-40%流通。与“政府交子”不同,“四川钱引”不能兑换硬通货。公元13世纪初,流通中“四川钱引”达80,000,000贯。因数量过多而大幅贬值且不能兑换硬通货的“四川钱引”之所以能够长期流通,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就是宋朝政府允许百姓用“四川钱引”纳税。

“政府会子”与“四个货币区”

公元1127年,金国占领了中国北部,同时也占有了宋朝国库中的100,000,000贯铜钱,使宋朝政府只能用期票来支付军需。在名义上,这些期票可以从“榷货务”兑换铜钱,实际根本行不通。再加上旧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和贫困,铜产量大幅下降,南宋政府开始降低铜钱重量,并且引起民间货币伪造泛滥。结果“北宋时期发行的足额铜钱全部消失,市场上充斥着南宋发行的份量不足的铜钱”。一些商铺开始发行可转让票据,即“便钱票据”。“便钱票据”也被称作“便钱会子”或“寄付会子”。

公元1161年,“榷货务”开始发行“政府会子”。起初“政府会子”流通范围仅限于杭州及周边地区。第一期发行400万贯“政府会子”,币值分别为1贯、2贯和3贯。六年后,流通中的“政府会子”增加到2800百万贯。“政府会子”的大幅贬值,迫使宋朝再次进行货币改革,即按照三年一期发行“政府会子”,每次发行的总量不超过1000万贯,“政府会子”不能兑换硬通货。

公元1206年,宋朝又一次进入战争状态,军需激增。公元1207年,宋朝允许三期 “政府会子”同时流通,总额达1亿4千万贯,“政府会子”迅速跌破其面值的50%以上。当时“政府会子”只能在宋朝的东南地区流通,被称作“东南会子”。公元1165年,宋朝还发行了新“交子”即“淮南交子”,仅限于在淮南地区流通。公元1170年,宋朝政府在淮南引入铁钱,并要求铁钱与以铜钱标明币值的“政府会子”同时流通。公元1160年,宋朝发行了另一种地区性纸币“湖会”,在湖北与金国的边境地区使用。

总之,在宋朝最后一个世纪里,中国形成了四个货币区:一是首都和东南地区,主要使用“政府会子”和铜钱;二是四川地区,主要使用“钱引”和铁钱;三是淮南地区,主要使用“交子”和铁钱;四是湖北地区,主要使用“湖会”、铜钱和淮南铁钱。这四个货币区正好对应宋朝四个军需部的管辖区,宋朝军需部主要负责边境驻军的军需供给。“四个货币区与四个军需部管辖区相重合的实事表明,宋朝发行纸币的最初目的是将其作为政府支付手段,但在每一个货币区内,纸币成为私人之间的交易工具”。四个货币区也表明,宋朝政府晚期已经难以维持一个全国统一的纸币体系。

从“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钞”到物物交换

纸币的大量印制和发行在元朝达到顶峰。公元1272年元朝建都北京后,开始发行自己的纸币“中统钞”。为了鼓励人们使用“中统钞”,元朝政府禁止铜钱流通。从公元1276年起,元朝开始大量印制纸币,并允许宋朝“政府会子”的持有者按照50:1的比率兑换“中统钞”。“中统钞”的发行量很快超过了元朝的硬通货储备,使元朝政府关于“中统钞”可兑换的承诺落空。公元1282年,元朝政府明令禁止黄金和白银流通,“中统钞”成为不可兑换货币。不过,与晚期的宋朝政府一样,尽管元朝政府的法币为“中统钞”,但元朝政府却要求百姓用一定比例的铁钱或铜钱纳税。

公元1287年,“中统钞”贬值了80%左右,元朝政府不得不发行新纸币“至元钞”来替代“中统钞”,规定1贯“至元钞”兑换5贯“中统钞”。元朝政府特别强调“至元钞”不能兑换硬通货。最初,为了保持货币稳定,对“至元钞”发行量有所限制。到了14世纪,元朝政府再次屈服于滥发纸币的诱惑而无限制地印制“至元钞”,造成人们拒绝接受和使用“至元钞”。公元1309年,明朝发行新纸币“至大钞”取代了“至元钞”。“至大钞”以白银为单位标价,并通过铸造铜钱来配合新纸币发行。这些铜钱离开铸币厂就消失了,被过高估值的“至大钞”亦为市场拒绝。公元1311年,元朝决定停止发行“至大钞”和铜钱,重新将“中统钞”作为价值标准,但是,无论是“中统钞”、“至元钞”还是“至大钞”,所有的元朝纸币已经彻底失去了人们信任,元朝后期的贸易活动不得不通过物物交换进行。

纸币灾难:从“大明宝钞”逃向白银

明朝建立拉开了中国古代纸币史的最后一幕。始于宋朝的纸币,经过北宋、南宋和元朝之后,在明朝和清朝几近消失。实际上,明朝建立之初,明朝皇帝曾计划恢复铜钱作为货币本位,但受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限制,无法生产出满足明朝需要的规模庞大的铜钱。为此,公元1375年,明朝决定发行自己的纸币“大明宝钞”。“大明宝钞”的面额较小,从100文到1贯。为了维护“大明宝钞”的权威性,政府明令禁止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使用,规定“大明宝钞”不能兑换硬通货。公元1394年,当“大明宝钞”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时,明朝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明朝法币“大明宝钞”。

公元15世纪30年代,明朝政府决定停止印制和发行“大明宝钞”,停止铜钱铸造,承认白银的价值标准作用,允许百姓用白银纳税。自此以后,白银成为明朝和清朝的价值标准。此间,曾经有人多次向明朝皇帝和清朝政府建议,恢复纸币印制和流通,但都被一一驳回了。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央政权日益虚弱,失去发行统一货币的能力。公元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清朝政府曾短暂地印制纸币,以维持军需。直到1935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再次有了统一的纸币体系。

责任编辑: 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