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是，《礼记》由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宗师孔子与其弟子所作，以问答的形式，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的礼制、礼仪和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生活、历法、地理等方面。历代对《礼记》的注解书籍可谓汗牛充栋。

鲜为人知的是，海南竟然也有一部注解《礼记》的古籍，经过了明代宣德皇帝阅批，并由丘濬带回海南。

海南大学宋静敏教授收藏的《礼记集说》，是元代陈澔所撰原版，且经明宣德皇帝亲自研读和批注过。

黄皮纸，边线发黑，纸脆线脱，有烟熏虫蛀的痕迹，小心翼翼捧在手中翻阅，内容竟是元朝陈澔所撰的《礼记集说》，虽无印刻年款，却有许多红色笔注字迹，留下许多可供考证和猜想的空间。

海南大学教授宋静敏经一番考证后认为，这套破败残相的《礼记集说》是元代陈澔所撰原版，且经明宣德皇帝亲自研读和批注过，后因海南文化名人丘濬带至海南而流传至今。那么，宋静敏作出如此判断的证据何在？

《礼记集说》陈澔版本流传甚广

《礼记》由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宗师孔子与其弟子所作，主要记载和论述了先秦时期的礼制、礼仪和修身做人的准则等，以孔子与弟子问答的形式，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

汉唐至明清，注解《礼记》的版本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南宋卫湜所撰的《礼记集说》，内容“编采群言”，卷轶浩繁，共160卷。南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斋刻本，现仅存70卷残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中。

元朝陈澔所撰的《礼记集说》共十卷49篇，成于元至治壬戌年(1322)，迄今将近700年。虽与卫湜所作同名，然而风格迥异，正如序中所言：“不废汉唐注疏，兼采宋儒义理之说……承诸子而有所取舍，欲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读之即了其意”，就是以简明浅近为要，虽汇集前人诸说，但加以取舍，并按己意，融入了诸子学说。

据相关记载，陈澔原生于江西都昌县北炎马坡村，其祖父陈炳于宋淳佑四年(1224)考取进士，主事《礼记》研究；其父陈大猷于宋开庆元年(1259)考取进士，任从政郎，后改任黄州军判官，晚年创办都昌“东斋书院”，著有《尚书集传》、《诗经集说》等，尤其对《礼记》研究有独到之处。祖父两代均研习《礼记》，这对陈澔一生的研究影响深远。

在明清两朝，陈澔版本的《礼记集说》曾作为书院、私塾的御定教材，是科举考试的必备书目，因此，传刻版本颇多。宋静敏的收藏有两套版本：一套是印刻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扉页记有“凤鸣礼记，金闾濂溪阁梓行”等字样，共十卷四十九篇，刻字规整，纸页完好；另一套便是经明宣德帝批注过的版本，共十卷四十九篇，但已遗失三卷，残存的七卷看起来年代甚为久远，上有“张玺”、“石屋缄藏”等印章。

残存原版有御批痕迹

宋静敏考证认为，这套御批的《礼记集说》应是元代版本。证据之一：这套《礼记集说》残存的7卷中，每卷均有“张玺”的印章分盖封面三处。其印篆体阳刻，双边正方，规整无华；其印色应为朱砂，因年代久远而泛着铁锈的黑红。

张玺，何许人也？经查证，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殿试金榜(夏榜)三甲第二十名进士名为“张玺”，此人历朝为官，拥有陈澔原版《礼记集说》的可能性极大。因为陈澔完成著书的时间为元至治壬戌年(1322)，首刻十卷本，作为教书先生而非书商，其刻本并未注年号和出版书号；再次刊印的时间为元天历元年(1328)，即建安郑明德再刻的版本，但此次刊本上已有明确的出版名号。据此推断，此套《礼记集说》为元初原版且曾为张玺拥有无疑。

证据之二：除有印章，书卷上还有许多朱红色的注解笔迹，其中第九卷封底上清晰地注有：“宣圣对联写在这内纸壳，记之。”宣圣，即明宣德皇帝。内纸壳中的对联有四幅：“道若江河随地尽成洙泗，圣如日月斯文宛在宫墙”、“北海乐交天下士，东山笑读古人书”、“寻坠沏之茫茫狂澜可挽，历穷年似硭硭大器能成”、“宗室泫歌正功修以得路，名山考道如磨砺之有年”。

宋静敏说，他曾赴山东曲阜孔庙、湖南岳麓书院、台湾高雄文庙等地进行考证，宣德皇帝确曾留有很多类似的对联，例如一些孔庙大成门悬挂着宣德皇帝题写的“道若江河随地尽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犹是春秋”等。此外，此套《礼记集说》中还多处留有“御批纲鑑辑览，文献通考”、“备旨全部”、“钦此”、“备旨，礼记通部音注，上层概不音，必是本音，不得杜撰乱圈，自作聪明，戒之”、“备旨，亦遵现音，两部兑校，音注不可混圈，体注兼核，四书典腋，小部以便进场”等字样，看似为皇帝研读此卷，看到有人圈点有误，甚有意见，特批注旨意。

丘濬与御批《礼记集说》

那么，这套御批《礼记集说》又为何会流落海南呢？答案很可能与海南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有关：丘濬。

宋静敏珍藏不少古玩字画，但他对这套破损的《礼记集说》尤为重视。他说，这套书他历经波折才从海南一户邱姓人家淘得，这户邱姓人家可能是丘濬的后人。此外，书卷上还有多处“石屋缄藏”的印章十分显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丘濬的“藏书石屋”。

丘濬，明中叶理学名臣、琼山人，明景泰五年(1454)廷试中二甲第一名，后在京为官近40年，曾任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会试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等，明弘治年间曾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即太子的老师。

如此官职显赫，且与皇族关系密切，皇帝将御藏的图书相赠实在大有可能。1469年，丘濬因母亲去世返回海南守孝3年，对这一次返乡，有相关史料记载：“囊无赢余，行装惟图书数万卷而已”。极有可能，元代陈澔原版的《礼记集说》便在其中。

守孝期满，丘濬返京前在家宅“可继堂”后开设了“藏书石屋”，用于收藏大量书籍和方便后人读书学习。“石屋缄藏”的印章便来源于此。

这套《礼记集说》灰黄边发黑的书扉页上，清晰地盖着“石屋缄藏”的印章：其印篆体阴刻，满底无边，印色紫红。书的封面还有红色“恩赐、恩荣”等字样，据宋静敏猜测，这极有可能就是丘濬或其后人的笔迹，以感念御赐的恩荣。

时隔500多年，丘濬当年的藏书多数不复存在，这套残存的《礼记集说》也不知辗转经过了几代人的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丘濬的后人曾一段时间内拥有并研读过此书，因为，书卷上有一段话记录了丘氏后人研读此书时的感想，内容是：“先祖之手泽于父，阅书而傖然泣下”。

如今，拥有这套《礼记集说》的虽非丘濬后人，但收藏者同样珍爱如宝。在向记者展示完藏书后，宋静敏小心翼翼地用一块黄色干布将书卷裹起来，再放置于锦盒中保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