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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策成书探秘
2017-05-28 10:57:42  来源: 北京日报

居延竹简

长沙马王堆帛书

宋版孤本《锦绣万花谷》

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雕版印刷技艺展示

不久前的“世界读书日”,让读书这个古老话题再次被人们热议。

世界在进步,新的电子媒介形式的出现,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而在历史上,书籍形制的进化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可以说,它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而行。

最早的中国书是简策

简书是指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文字记录,又称简策,它也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正式图书形式。我国古代的奠基著作当时都是写在简策上的。

将竹木进行加工以后制成的竹、木片称为简。但是作为书写材料,单片的简是不能容纳许多文字的。因此,一篇较长的文字或一部著作必须连续写在许多片简上。为了防止散乱,以便有次序地阅读,必须将这许多简有顺序地编连起来,这种编连起来的简就成为策(通“册”)。

制简的材料有竹、木两种(产竹的地方用竹,不产竹的地方用木)。用竹制的称为竹简,用木制的称为木简。不过木的体积比竹大,它还可以制成版,每一块版上较之竹简,可以容纳更多的字,不必编连,可单独使用。版,又称为方。写上文字的版,则称牍。所以古代的许多文字记录称为“版牍”或“方策”。

由于写信用的木板,通常是一尺长,所以信札又称“尺牍”。古代的地图也是绘在木板上的,所以至今仍把一国的疆域称为“版图”。

在简书实物发现以前,人们根据古书上“笔削”的记载,曾误认为简上的字是笔写后再刀刻上去的,实物证明是用毛笔写上去的,而非刀刻。所谓“削”是将写错的字,用刀削去错字以便重写,故有“笔削”之说。

简牍起源于何时?据郭沫若的推测,可能在殷代已经出现。不过,从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只限于战国和战国以后,而且相沿很久,从上古直到公元3或4世纪,一直作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和图书的载体。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0年后)才逐渐为纸所替代。

由于年代久远,直接流传下来的简策实物,只能从考古发掘中获得。

古代的发现,原物已不存,有文献可征的共有九次,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孔子宅,在宅壁中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内容是战国时期人们抄写在竹简上的儒家经典,即用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因与当时的传本不同,故称为“古文经”。从而引起了一场长期的经书今古文经的争论。

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统称“汲家书”。流传至今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四种,但都不是原本。

当然,以上两次所发现的竹简都未能流传至后世。

近代从19世纪末到1949年共有八次发现。多是汉晋时期的木简,地址均在西北地区,其内容多为古文书、信札及簿册等,图书有《论语》、《尚书》及日历、方书等。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因该地区原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居延汉简。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批,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这一实物现存放在台湾。

1949年后,出土的古简更多,除原西北一带之外,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沿海一带均有所发现,而且数量比以前发现的多得多。仅1996年9月至11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内清理出十几万枚三国时期的吴国简牍,其总数就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不过主要是档案文献,不包括图书。

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这批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

昂贵帛书是简策的补充

帛书是指以缣帛为书写文字的载体的一种文献。缣帛是丝织品的通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和织造丝织品的国家。传说在公元前3000年,嫘祖已发明养蚕织丝了。但最初这种丝绸织物是做衣料和装饰品用的,至于什么时候用来写字作书便不可考了。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代已把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了。到战国时代则比较普及,如《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一般认为帛书晚于简书出现。

缣帛质地轻薄,幅面宽阔,容易书写和携带,并且可以根据文字的长短任意剪裁,舒卷方便,易于保藏和阅读。所以帛书克服了简策所存在的种种缺点,是书写材料的一大进步。但缣帛毕竟是一种贵重的丝织品,并非一般人所能制备和拥有,所以有“贫不及素”之说。因此帛书的出现,并不能完全代替简书,长期以来竹帛并行,而且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仍然以简策居于主要地位。

由于帛的贵重,作为书写材料自然比不上竹木使用的普遍,加上缣帛更易损坏,不易保存,所以古代帛书实物能流传下来的极少,考古发现远没有简书那么多。

1908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现两件缣帛信件。信上没有注明日期,据同时出土文物考证,系公元15年至56年间之作,即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的帛书实物。

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覆盖在棺木上的彩绘帛画,画幅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8厘米,成T型,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画面大致可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物,或系传说,或系生活的写实,或系想象。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大批的帛书发现,共26件,12万余字。内容包括《周易》、《老子》等。其中有两部《老子》抄本,分别定名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每部上下两篇,次序与传世的本子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称《道德经》;而新发现的帛书,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纸的发明改变了图书面貌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之一。纸的发明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图书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根据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状物或原始形态的纸,说明西汉已经有纸;同时,《后汉书·蔡伦传》记载,东汉已采用麻头、敝布等废旧廉价的东西做原料来生产纸。据此,可说明我国汉代已发明了纸和造纸方法。

东汉时期,由于造纸原料的扩大和造纸技术的改进与推广,纸开始成为书写材料。不过纸写书完全取代简帛,大约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由二人的地位不同,可以看出纸书仍不如帛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到晋代,纸写书已相当流行,成为这时图书的主要形态,人们已习惯于用纸写书、抄书。这时虽然还有简、帛及以石刻为载体的图书,但在图书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流通范围也日趋狭窄,而纸书却以抄写、携带方便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如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问世后,“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这说明当时纸的流行已相当广泛,人们用纸抄写书籍已习以为常。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一次把九万张纸送给他的好友谢安。人们除了用纸撰写文章书籍外,还用纸写作书法,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纸本书法,虽然纸张的纤维已经老化,但由于几经装裱,精心保护,一直保存了一千七百多年,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光靠藏书家个人抄写积累图书是远远不够的。从东汉开始,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大增,各种文化都有所发展,迫切需要书籍流通,佣书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佣书人对流通书籍、传播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印刷术让书真正成为书

印刷术,这个人类赖以传播知识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最早发明的。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书籍全凭手抄,相当费时费力,一次只能抄一部,生产量是很有限的。

关于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存在很多争论。而唐代从公元618年开国至907年灭亡,历经290年之久。这一时期有关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甚多,其中也发现了一些实物。

雕版印刷术产生以后,在唐代首先为民间采用,其中尤以佛教信徒捷足先登,故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多为佛经及民间日常用书,如历书、阴阳占卜之类杂书及字书、韵书等,说明社会的需要对刻书内容具有很大的影响。

从刻书地点上看,除了首都长安之外,尤其以四川成都一带是印书最多的地方。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称,且盛产竹木,为制版和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资源,历来造纸业就很发达。且唐代中期以后,黄河流域连年战争,而四川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两次动乱中两度成为临时首都,成为唐代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得文人汇集,促成其成为我国出版的发祥地。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像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那样无文献可征,而是有可靠的文献记载,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书中明确指出:发明人是布衣毕昇,发明时间为庆历中,即公元1041-1048年间,造字材料为胶泥,每字一印,刻好烧硬。贮字方法,依韵排列,检字时依韵检字。可反复使用。但毕昇生平不详,只是1990年初,在湖北省英山县发现毕昇墓碑,据此中国印刷博物馆标出:“毕昇,北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今湖北英山人。”

毕昇的发明在今天看来,显得比较原始,但它的基本原理和环节(刻字、排版、印刷)和现代印刷术是相同的。他的这一发明,当时并未得到推广,当初用这种方法所印的书籍也没有能流传下来。但这一记载是完全可信的,除了沈括与毕昇是同时代人这一点外,以后历代仿用此法印书的不乏其人,证明此法是可行的。

继泥活字发明之后,我国又出现了木活字。本来毕昇曾经用木试制活字,由于木质“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故而弃之而采用胶泥为字。但不久便有木活字印书出现,距毕昇发明泥活字约一百多年。

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年)任安徽旌德县尹时,很关心农业,并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写了一部颇具科学价值的《农书》。为了印制这部著作,他亲自设计,花两年时间请匠人刻制了3万多个木活字,先用于试印本县县志。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印出了约计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100部,取得了成功。他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录在所著《农书》后。《造活字印书法》一文,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明清以后木活字印书又有发展。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更是普遍。无论官私及坊间,多采用木活字印书,甚至有的书坊直接取名“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为了刊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失传的宋元古籍,清高宗弘历采纳金简的建议,花费了2339.75两银子,刻成大小枣木字233500个,并配置了相应的印刷设备,先后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种,300多卷,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活动。

所谓聚珍版,就是木活字版,因乾隆皇帝嫌其名不雅驯,而改用此名。后来金简把印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经验写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地说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书方法的程序,是介绍活字版印刷术的重要文献。

明清以后,我国的活字印刷还采用了以锡、铜、铅做原料的金属活字。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我国的铜活字印书是从15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才开始盛行的。

清代规模最大的铜活字印书是雍正四年(1726年)内府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部我国现存的最大类书。全书1万卷,目录40卷,共印64部,每部5020册。其卷帙之富,排印之精,史无前例。可惜这批铜活字在印成《古今图书集成》之后,“铜字被窃缺少,司事惧得咎,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清毁铜字供铸”,这批铜字就这样轻易地被销毁了。

延伸阅读

西方印刷术传入

印刷术本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发明,并由我国传播于世界各地。但是在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印刷事业完全工业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19世纪初期,西方印刷术开始传入我国,并且逐渐发展而代替了雕版印刷术。

首先将铅字印刷术传入我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1807年来到我国澳门,为了传教需要刊印汉文《圣经》,开始雕刻汉文字模,准备铸造汉文铅字。因受到地方当局的禁止,刻工惧祸,将字模焚毁。1814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印刷所,继续从事雕刻汉字的工作。在我国工人梁亚发和蔡高的配合下,终于在1819年印成了第一部铅活字的汉文书——《新旧约圣经》。这是最早的汉字新式铅印书。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新式铅印术在我国逐渐流传开来。

责任编辑: 海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