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李小龙的功夫？全聚德的烤鸭？显然这些为今日外国人所熟稔的部分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中国古代科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只是浩瀚中华文化中华彩的部分，并非全部的交响。

 

　　“欲要国外了解真实的中国，先要让外国人读得懂中国的典籍。”抱着这样的想法，1993年，一群中国当代优秀的文化学者和出版人的手握到了一起，从那一刻起，《大中华文库》这艘文化巨轮正式起航。

 

　　《大中华文库》出版后，多次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领导人和学术机构，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4年9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向斯里兰卡政府赠送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图书100种188册。2015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南美四国，向哥伦比亚总统赠送了《大中华文库》西班牙语系列的全套图书。

 

　　一次为世界读者的聚首

　　如果说贾宝玉是“住在红色房子里的公子”这样的翻译还算差强人意，那么林黛玉被译成是“一块黑色的石头”就实在是过于荒诞了。美裔专家沙博理说：“外国学者当然知道中国文化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人民、中国学者自己理解得那么深刻。他们的翻译有时根本没有翻译出原文实质精神所在。”

 

　　据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牧之介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界与国外接触多了，我们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也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误，“有人攻击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好战、中国科技落后”。所以当初大家聚在一起启动《大中华文库》，就是想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奋斗的民族。”

 

　　项目启动之初，杨牧之、黄友义、徐明强、阎晓宏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出版人和翻译家精心策划，随后相继参加的尹飞舟、李岩、黄松等互相鼓励，通力合作，筹划开启了《大中华文库》编译出版的漫漫征途。

 

　　1994年7月，新闻出版署批准《大中华文库》正式立项，《大中华文库》编撰工作正式启动了。

 

　　《大中华文库》得到了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专家学者如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沙博理、袁行霈、叶水夫、金开诚等的肯定和鼓励。

 

　　季羡林先生说：“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问题是弘扬的范围是什么？弘扬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是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利益，对我们的后代；更重要的是对世界。《大中华文库》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前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杨宪益先生说：“这是我们年轻时要干的事，那时我们年轻气盛，想干大事，但没有条件，你们今天有条件了，要干好。”

 

　　文库编撰有“三精”

　　航船启动了，出版人获得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机会，大家也都奋力划桨，力争让《大中华文库》早日驶向世界的文化海洋。资金是匮乏的，没有专项国家财政支持，参与项目的17家出版社就自掏腰包，咬着牙坚持，将来会有回报吗？不知道。

 

　　后来，有书商看准文库今后会有利可图，便提出：“我来出钱，你们编辑，编辑费用你们尽管高开，书出来你们就不要管了。”大家不为私利所动。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全面、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它不仅是一项翻译工程，也是一项古籍整理工程。如何把经典挑出来、把文脉传出去，考验的是参与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力和能力。

 

　　《大中华文库》设有两个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整体的组织协调和计划的落实、完成工作；总编辑委员会负责版本选择、译者确定及内容审定。

 

　　杨牧之介绍，《大中华文库》的编辑工作确定了“三个精”原则：一是精选书目。如汉英对照版精选了我国古代思想哲学、文学、历史、科技、军事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典籍，并召集各方面专家研讨确定。二是精细编译。遴选中外专家，对中文原文进行细致的校勘整理和今译；同时约请国内外翻译家精心翻译，在出版社三审三校的基础上，工委会再组织专家对中外文进行四审、五审，以确保《大中华文库》的国家水准和传世价值。三是精心制作。《大中华文库》专设印务小组，坚持统一版式、统一装帧、统一纸张、统一印刷，确保整套丛书的印制整齐一致，体现出版宗旨。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封面设计突出了三个重要元素：故宫的门环，象征叩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壶口瀑布，象征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书脊上的长城垛口，当整套丛书摆在一起的时候，书脊上的垛口图案便连成一条绵延、巍峨的长城，象征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大中华文库》的编辑工作十分繁杂，要做到原文、释文、外文三对照，对编辑来说做一本书，相当于三本书的工作量，但没有人退缩。“从根本上说，大家就是凭着一腔热情，觉得这项事业事关国家和民族，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应该做。”杨牧之说。

 

　　许多外国专家也为《大中华文库》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汉英对照版《晏子春秋》的译者、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欧永福在该书发布会上说：“我的孙女7岁了，她问她的奶奶，爷爷是干什么的，他整天都在做什么呢？她的奶奶并没有说爷爷是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而是说爷爷是研究晏子的人。”

 

　　2011年12月23日，经中央批准，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暨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会见代表的讲话中对《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建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沿着“一带一路”再出发

　　今天，《大中华文库》有了新的使命。2018年，工委会启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的翻译出版计划。2019年，《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第一批，84种）被确定为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第二批也在着手筹备。

 

　　在杨牧之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新的路径，也给《大中华文库》的发展带来了现实机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而文化典籍恰是沟通民心的重要媒介，从这一点看，《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大中华文库》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2016年，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汉英对照版110种的译介出版；第二阶段是为进一步扩大《大中华文库》的国际影响和受众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中华文库》工委会经过多方论证，2007年立项启动《大中华文库》多语种版的编纂出版工作，截至2018年，多语种对照版193种已经陆续出版170多种，以法语、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日语、韩语等8个文种出版中国最经典的典籍作品。国内30多家出版单位先后参与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而《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启动则标志着该项目开始了第三阶段。“这是一次新的征程，我们希望有更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版单位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将这项光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杨牧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