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印刷品，算是赝品的另一种类，从开始出现到现在高度仿真，不过100年的时间，但却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鉴定思维。传统的鉴定行为，侧重于比对，将待鉴定的物件与心目中的标准件比较对照，以判断出对与错。因此，笔墨风格是鉴定至关重要的依据，只要笔墨风格对路，基本上就可以下真迹的判断了。书画印刷品恰恰在笔墨风格上可以无限接近原作，如果据此判断真假，那显然是错误的。现代书画鉴定，必需要有两个环节来完成：一是根据笔墨风格等诸因素来判断作品是否对路；二是风格对路的作品是否能够排除印刷的可能。
珂罗版印刷，尚谈不上仿真的程度，只能算是书画印刷的雏形。上世纪40年代以后，朵云轩、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已经有了几分乱真的功能，一些经典的木版水印作品，如荣宝斋复制的《韩熙载夜宴图》，与真迹非常接近。但这种复制，费时费力，而且勾描、刻板都需要手艺极为精湛的师傅才能完成，这样的复制品，数量有限，价格也不菲，而且当时复制的一些经典作品大都被文博机构收藏，并且都加了复制的标识，流出到市场以假乱真的机会非常小。而一些普通的木版水印作品，仿真的程度要大打折扣。
日本二玄社的书画复制，真正开启了高科技书画印刷的先河。与木版水印单纯的手工操作不同，二玄社的印刷，利用了高清晰的原大拍摄，电脑分色、制版等技术手段，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这也使复制技术的日益精进变得可能，因为科技总是在不断发展而精湛的手工技艺却渐次式微。
这些年，随着数码技术的出现，在拍摄环节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激光制版、电脑分色的技术也更加先进，同时，印刷的新技术不断出现，尤其是印刷油墨的改进，使复制作品更加接近原作，以致让许多人觉得真假莫辨。
其实，印刷品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与手工书写、画画完全一样的效果，各种印刷方式各有长短，如果能够熟悉其中的门路，也许对于书画印刷品就不会那样“谈虎色变”了。
木版水印最大的优势是印刷所用的材质可以与原作基本一样。首先，不论纸、绢，都不需要任何处理，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仿制对象来灵活选择，其次，墨与色也可以与仿制的对象完全一样。这在仿制当世书画家作品时尤其有优势，我们现在看1950年代印刷的齐白石、徐悲鸿等人的作品，纸、色、墨与原作完全一样，有些仿制品装裱精良，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冲刷，略显古色古香，这样的作品从材质到外观都很容易迷惑人。
木版水印永远难以解决的难题是墨气较死。普通的水印作品如《苏东坡黄州寒食帖》，我们可以看到，墨色非常单一，浓淡的层次很难体现，枯笔的那些飞白表现得很不自然。另外，线条边缘整齐的刻痕与手工书写时水墨自然渗透晕散的效果也很不一样。即使是类似《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精致的复制品，墨气也不够鲜活自然，只要近距离观看，就会发现这一问题。此外，木版水印适合印刷小尺幅作品，或者可以拼接的长卷，至于高头大轴就难以应对。
二玄社复制书画，由于采用了特制的相机拍摄，基本上就不受尺幅大小的影响，一些大幅作品印得非常精彩。因为是原大拍摄，它能十分清晰还原原作的笔墨神韵，一些细微处如线条的牵丝、两笔搭接处形成的深浅不同的墨痕，都很逼真。但二玄社的复制品只宜远观而不能近赏，由于印刷的纸绢都需要特殊处理，经过处理的纸绢变得特别柔软，已经失去纸绢的本来特质，用手触摸，很容易感觉得到。另外，印刷品特有的“网点”也无法消除，细看一些线条，就会发现一些微小的颗粒，枯笔处看得特别明显。
在数码技术出现之前，二玄社的书画复制代表了书画印刷的最高水准。进入新世纪后，用数字扫描代替了相机的拍摄，制版、分色的技术也更加先进，微喷工艺的出现，使书画印刷中难以消除的“网点”变得若有若无，只有在放大镜下才能现出原形。于是有人惊呼，认为书画复制已经与原作真假难辨。其实未必，不需要借助任何仪器，单从人的感观上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发现印刷品与手工绘本的区别：第一，从墨附于纸上的效果看，印刷品与手工书写的墨迹截然不同，有写字画画经验的人很容易觉察。第二，印刷品所用的纸绢一定得经过涂层的特殊处理，否则色彩无法饱和，处理过的纸绢，从质地上可以感觉到。第三，印刷品所表现画面的老旧痕迹都通过扫描后印制出来的，与自然形成的气息大不相同。
有一种复制，一半印刷一半手绘，如刘海粟的《石榴图》，这是造假中最高明的手段，常常能逃过仪器的检测。《石榴图》的款识以及部分枝干是印刷的，叶子、果实、花朵只印了很淡的一层，然后手工补墨添色，这样，构图、造型都不出半点差错。但靠近画面，就可以发现，款识的墨色很死，补笔处墨色浓淡的衔接很不自然。
总之，印刷品毕竟是印刷品，再高明的技术也难以把笔从纸上划过的痕迹展示得纤毫毕现，我们有时会被印刷品蒙骗，也许是因为观看作品的距离不够近、光线不够亮、精力不够集中，或者经验不够丰富。对于书画印刷品，我们既不要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也不要掉以轻心。距离能够产生美也能够产生错觉，看任何一件作品，都要尽量把它拿在手上，从自己的眼前展开，因为除了视觉，有时触觉和嗅觉也能帮助我们作正确的判断。
